案情：
2003年5月18日，梁某在乘坐李某驾驶的出租车时，将公文包遗忘在车内，包内有3000元现金、价值5万元的股票以及合同1份，该合同涉及标的为220万元的机器设备。为找回丢失的物品，梁某于当天在媒体上发布公告，表示拾到公文包者，只要返还合同、股票即可，3000现金作为对返还者的报酬。次日，李某见到公告后，打电话给梁某，要求其除3000元外，还要在3天内再支付2万元才能将合同、股票返还，否则就将合同撕毁。因担心合同被撕毁无法正常履行，梁某向公安机关报了案。5月19日当公安机关找到李某时，李否认拾到公文包，后公安人员在其出租车行李箱内发现了公文包，李某这才将合同、股票交出。
分歧意见：对李某的行为该如何定性，有三种不同意见：
第—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理由是：梁某发布的公告是一种悬赏广告，是向特定人发出的要约，李某作为受要约人既可以接受要约，也可以提出反要约，来增加报酬的数额，而梁某对李某提出的反要约可以接受或再提出新的要约。所以本案应由民事法律调整，不属于刑事犯罪的范畴。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构成侵占罪。因为李某从公告中已经明知公文包内的物品系梁某的遗忘物，在他与梁某电话联系后，以索要高额报酬为借口，拒不交出公文包，在公安机关找到他时，又对拾到公文包予以否认，最后因有确凿证据才被迫承认了侵占的事实。因李某的行为符合侵占罪特征，且侵占数额较大，本案应定为侵占罪。
第三种意见认为，李某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应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评析：笔者赞同第三种意见，理由如下：
1．李某拾得公文包后向梁某索要2万元报酬的行为是民事行为还是犯罪行为是界定本案性质的关键。梁某在媒体上发布悬赏广告是一种要约，李某在见到公告后的行为可分为两部分：其一，其打电话给梁某告知遗忘物在他那里，并同意返还合同、股票等物品，同时也接受了将3000元作为自己报酬的条件。这是李某针对梁某发出要约所作的承诺。其二，李某后又要求梁某3天内再支付高额报酬，否则将合同撕毁，其索要高额报酬不具有合法的原因，且数额达2万元，侵犯了梁某的财产权利，该行为具有较为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符合刑法第十三条的规定，对李某的这一行为应认定为犯罪。
2．无论是构成侵占罪还是敲诈勒索罪，行为人主观上都必须以非法占有为目的。本案中，虽然公文包内有现金3000元及价值5万元的股票等物，而李某在公安机关询问时对拾到公文包的事实又予以否认，表面上符合侵占罪中拒不交出数额较大他人遗忘物的特征，但从李某的行为上分析，其不具有非法占有公文包内物品的主观故意。李某在看到梁某发布的公告后，即打电话给梁某，虽然在电话中李某要求梁某提高返还股票、合同的报酬，但其在电话中也明确表示了返还股票等物的意愿，李某给梁某打电话的行为本身就说明了其在主观上并没有非法占有股票的目的。而对3000元现金，梁某在发布公告时已表示将其作为返还合同、股票者的报酬，李某在返还合同、股票后，梁某就应该履行合同内容，将遗忘物中的3000元现金作为报酬支付给李某。可见李某对拾到的这3000元也不具有非法占有的故意。因此，笔者认为，李某的行为不构成侵占罪。
3．李某在拾得合同、股票等物后，以将合同撕毁，使梁某遭受重大经济损失的方式相要挟，对梁某进行精神上的强制，造成了其心理上的恐惧。李某实施这些行为的最终目的，是要迫使梁某在3天内支付2万元，而李某取得这2万元没有法律上的依据，即其主观上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李某主观上非法想占有的是2万元，客观上又实施了威胁梁某强行索要钱财的行为，符合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所以本案中李某的行为应定性为敲诈勒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