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情到来时总是蹑手蹑脚，离开时却是摔门而去”。恋爱是美好的，但一旦分手，则往往或多或少引出一些事端，比如因索赔“青春损失费”而酿纠纷就很常见。近年来，索赔“青春损失费”事件频惹是非，在报端屡见不鲜——
● 陈某与王某于1986年相识，两年后两人以夫妻名义同居生活，两年后补办结婚登记手续，生有一子。后双方感情破裂，陈某诉请离婚，妻子王某表示同意，但要求赔偿她5万元的青春损失费。陈某见此，也向法院提出，要求王某赔偿他青春损失费10万元。
●2000年，熊某与周某恋爱并同居。后熊某发现周是已婚男子。两人为此争吵不断，周某提出分手。熊某父母认为自己的女儿吃了亏，遂找到周某，索要20万元青春损失费，周某被迫与熊某签订协议：“双方从协议签订之日起解除恋爱、同居关系，周某向熊某支付青春损失费20万元。”后周某向派出所报案称被敲诈。
●2002年1月底，在武汉市某饭店举行的一场婚礼上，当新郎新娘正在接受祝福时，曾与新娘谈过半年恋爱的晏某带人进来，以谈朋友期间为她花过钱为由，向新娘索要青春损失费3万元，新娘无奈之下当场付了4000元，并写下26000元的欠条，后警方以涉嫌敲诈罪将晏某刑拘。
●2004年9月，浙江省乐清市法院审理了一起“青春损失费”诉讼案。该案当事人双方在订婚后共同生活，后感情破裂分手。分手时经协商，男方向女方出具欠条，写明欠女方青春损失费12万元，3年内归还。因男方逾期未付，女方诉至法院索款。
严格来说，“青春损失费”是十足的“民间语言”，从未见于任何法律。但近年来，随着人们越来越求助于法律来解决纠纷，法律也不得不直面这一难题，不得不对“青春损失费”这一并不规范的问题给予规范地解决。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的法律分析就十分必要。
只是，法律不能解决所有问题，赔偿也换不来已逝青春。“青春”作伴，价值几何？青春本无价，索赔青春，何如珍惜青春。
是非谁论
罗某系一退休干部，在妻子去世后，与比自己小20多岁的方某建立恋爱关系，并同居生活。罗某于2001年10月22日向方某出具借条，载明：“借到方某人民币10万元，大写壹拾万元正，此款定于2002年12月底还，不计利息。”2003年7月，双方发生矛盾，方某诉至法院，要求罗某偿还借款。但在开庭前，经协商达成协议，约定：“方某自愿向法院撤回起诉；撤诉后，罗某做好家庭成员工作，然后双方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罗某给方某出具的10万元借条，系当时罗某对方某的青春损失赔偿费的承诺，此条在双方结婚时销毁。”协议达成后，方某撤诉，但两人仍未和好。2003年9月，方某再次起诉，要求罗某偿还借款。
该案经一审、二审，法院终审认为，罗某向方某出具借条的时间在前，双方签订协议的时间在后，且协议明确指出罗某于2001年10月22日给方某出具的10万元借条，系罗某对方某的“青春损失赔偿费的承诺”，这就直接否定了双方当事人之间有借款关系存在的事实，方某诉请罗某支付欠款显然没有事实依据，且违背民事活动的诚实信用原则。罗某与方某约定的所谓“青春损失赔偿费”不但没有法律依据，并且违背了社会主义的公序良俗原则，应属无效的民事行为，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
在当前的社会生活中，存在恋爱关系的男女当事人之间，经常发生所谓“青春损失费”或曰“青春损失赔偿费”的纠纷。其发生原因，多种多样，但一般多是因为恋爱关系中一些非正常情况引起，如双方之间年龄差距较大或外在条件相差甚远，一方在恋爱过程中隐瞒事实，欺骗对方等。上述情况可统称为“非正常恋爱关系”。相较于正常的恋爱、结婚过程，这些恋爱关系显然充满了不幸的或非常态因素。在这种情况下，经常发生所谓“青春损失赔偿费”现象。
“青春损失赔偿费”纠纷在我国司法实践中经常发生，大量报道累累见于报端。司法实践部门一般多以“青春损失赔偿费”无法律依据为由，不予认可。上述罗某和方某之间的案例即是如此。
“青春损失赔偿费”显然不是法律术语，在我国现有法律规范中，没有其确切含义，在国外法律规范中，亦是如此。但综合考虑前面所述“青春损失赔偿费”的发生情形，其无外乎两种类型，即一方对另一方的自愿赠与，或是一方向另一方所主张的损害赔偿。因此，“青春损失赔偿费”的发生从法律上讲，要么是基于当事人之间的赠与关系，要么是基于当事人所主张的侵权责任。
倘若上述论断成立，那么，分析“青春损失赔偿费”的合法性，则只要依据赠与和侵权两类法律关系的构成要件，考察在“非正常恋爱关系”中能否合法地产生相应的法律后果即可。如果能够构成赠与关系或侵权责任，则当事人主张“青春损失赔偿费”是合理的；反之，法院即不应当支持“青春损失赔偿费”的请求。
笔者的观点
联系到本案，首先，前述案例中，罗某是在妻子死亡后与方某建立恋爱关系的，并且也有做好“家庭成员工作”然后与方某结婚的意图，同时也不存在其他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虽然双方年龄差距较大，但是，并不能因为恋爱关系中当事人年龄的差距，即认定年龄较长一方有违反善良风俗之嫌疑。所以，在罗某和方某的恋爱关系中，不存在因罗某故意违反善良风俗而需要承担侵权责任的情况。换言之，罗某所做的“青春损失赔偿费承诺”，不是因自己侵权行为所做的损害赔偿承诺。
其次，如果排除了此“青春损失赔偿费”是侵权损害赔偿责任的可能性，那么，此项承诺只可能是罗某对于方某所做出的某种赠与。在我们讨论此项赠与是否附加有条件、是否具有法律效力之前，必须予以说明的是，如果记载此项承诺的借据如罗某所言，是在方某的胁迫下所写，罗某也有证据证明这一点，那么，该项赠与是在受胁迫的情况下做出的，为可撤销行为，罗某可以据此撤销该项赠与。赠与行为一经撤销，即告消灭。
再次，由于罗某在2001年10月向方某出具的借条中，只是注明需给付一定数额的金钱，而没有附加其他任何条件。所以，笔者认为，该项赠与应当是一种无条件的赠与行为。在其后双方的协议中，双方约定：“罗某给方某出具的10万元借条，系当时青春损失赔偿费的承诺，此条在双方结婚时销毁。”协议中该条款对此项赠与为无条件赠与的性质并无改变。因为该协议中的这一表述只是对该借据的性质予以了说明，即此借条“系当时罗对方的青春损失赔偿费的承诺”，不是借款合同，而是赠与合同。该协议的这一表述只是补充说明了该借条是一种赠与合同的含义，而对该项赠与的内容，双方并没有进行补充或更改。至于协议中写明“此条在双方结婚时销毁”，那只能认为是方某所做出的单方面承诺，是自己处分自己对受赠物请求权的表现，即在双方结婚后放弃此项赠与物请求权。但就罗某和方某之间赠与关系而言，双方之间仍然是无条件的赠与关系，没有附加任何条件。
最后，虽然罗某此项“青春损失赔偿费”承诺是一项无条件的赠与，但是，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第一款规定：“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罗某可以以此项10万元赠与尚未履行为名，要求行使赠与人的任意撤销权，撤销此项赠与，不履行“青春损失赔偿费”承诺。还需说明的是，罗与方虽有恋爱甚至同居关系，但不能据此认定其有“道德义务”而禁用其撤销权。
综上所述，对于罗某所做的“青春损失赔偿费的承诺”的法律性质，笔者认为：其不可能是罗某对于方某所承担的侵权损害赔偿责任，而只可能是一种赠与。如果罗某能够证明是在方某的胁迫下做出此项承诺的，该项赠与为可撤销赠与合同。由于罗某在借条中未附加任何条件，所以，该项承诺是一个无条件的赠与。但是，由于该项赠与尚未履行，所以，罗某可以依据合同法，在赠与物交付前行使任意撤销权。
赠与关系分析
赠与，是指赠与人将自己的财产无偿地给予受赠人的行为。在“非正常恋爱关系”中，在不存在一方故意违反善良风俗的情况下，或者在受损害一方未以对方故意违反善良风俗为由，提出侵权赔偿责任的，一方当事人也可能出于一定的目的主动赠与对方一定的财物，并称之为是对对方的“青春损失赔偿费”。在实践中，这种以赠与名义出现的“青春损失赔偿费”并不鲜见，但由于当事人赠与的目的和动机多种多样，故而在法律上，该项“青春损失赔偿费”的法律效果也因之有一定区别。以此类赠与有无附加条件为标准，可分为“附条件的赠与”和“未附条件的赠与”。
1、附条件赠与。在某些情况下，“非正常恋爱关系”中，当事人向对方做出所谓的赠与承诺，是附加有条件的。这种条件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以发生这种恋爱关系或者维持这种恋爱关系为条件，即只有对方愿意发生这种恋爱关系或者继续维持这种恋爱关系，或者表示愿意与其结婚，赠与方才有效，否则赠与人有权利撤销该项赠与；还有一类是以断绝此类恋爱关系为条件，即一方只有在表示愿意结束此项恋爱关系的时候，另一方的赠与承诺方才有效，否则赠与人有权撤销此项赠与。
（1）发生或维持“非正常恋爱关系”为条件的赠与。恋爱关系应当完全奉行当事人自主自愿，决不应当因外在的人或物的威逼利诱而左右当事人的真实意愿。因此，以恋爱关系的发生或者维持作为赠与财物的条件，是违背善良风俗的典型体现，自然不能为法律所允许。我国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当事人附加的以结婚为条件的赠与，因其干涉了当事人的婚姻自由，也大多认定为无效，此中原理是一致的。所以，在“非正常恋爱关系”中，一方以发生或维持“非正常恋爱关系”为条件，以赠与的形式给付的“青春损失赔偿费”，因其违反了善良风俗应属无效。
（2）结束“非正常恋爱关系”为条件的赠与。恋爱关系的建立必须以男女双方的自主自愿为前提，任何一方都不得因为自己单方面的愿望而强迫对方接受自己的爱慕。所以，在恋爱一方不愿继续保持此种关系而提出结束要求时，此行为并不违反善良风俗。既然结束恋爱关系并不违反善良风俗，那么，以此作为赠与对方一定财物所附加的条件，自然亦未尝不可。其中，虽然可能有诱使对方及早同意结束恋爱关系之嫌疑，但是，此是在一方当事人已经不愿继续恋爱关系的情况下，要求对方也同意结束恋爱关系，考虑到恋爱关系需要双方情投意合的特殊性，笔者认为，此种行为并无不妥。如果受赠与人不愿接受此项赠与，自然可以拒绝接受赠与，但是，亦不能以此在对方已经不愿继续恋爱的情况下，强求对方继续保持恋爱关系。
2、无条件赠与。在“非正常恋爱关系中”，还可能一方出于对对方的感激或同情，或者对自己行为的愧疚，给付对方一定的财物，并且不附加任何条件。此种行为是否合法有效呢？
如果此恋爱关系本身不存在任何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情况，属于正常的恋爱关系，那么，恋人之间相互无条件地赠与一定财物的行为自然应当合法有效，不应当有任何疑义。但问题是，在恋爱关系本身即存在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情况下，如已婚一方在与他人保持不正当关系时，给予另一方一定财物作为赠与是否违反善良风俗？此类案例在我国曾引发激烈争论，虽然法律应当对于社会风气起到引导作用，对于违反社会伦理道德的行为应当予以制裁，但是，考虑到恋爱关系中人的情感的特殊性，以及外在判断的较大难度，法律还是以不要过度干预为好，一般情况下，还是应当认定此种赠与是有效的。当然，如果情况特殊，如当事人公然无视自己对于家庭、子女、配偶所应当承担的义务和责任，而一味地赠送财物给不正当关系人，以博取对方的欢心，也可以认定此项赠与违反善良风俗而宣告无效。不过，需要说明的是，如果当事人之间的不正当关系已经侵犯了一方配偶的配偶权，则受害人也可以提起配偶权受到侵害的侵权损害赔偿请求。这与宣告不正当恋爱关系人之间的赠与无效，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侵权责任分析
我国侵权责任的基本立法规范是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该条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此条规定虽然较为简单和笼统，但表达了我国侵权民事责任的基本内容，即基于过错侵害他人财产或人身权利，以及财产或人身利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法律以保护社会主体正当的、应得的利益为己任。但法律对这些利益的保护分为两种情况，一是由法律以“权利”的形式明确作出规定，如所有权、商标权、生命权等等，行为人侵害这些权利，自然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二是由于某些利益通过立法明文规定存在一定困难，故法律未能以“权利”的形式予以明确，但行为人在侵害了他人正当的、应得利益的情况下，同样也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下面分别按照“对权利的侵权”和“对利益的侵权”的构成要件，逐一分析在“非正常恋爱关系”中，能否产生当事人之间的侵权责任。
1、“对权利的侵权”能否产生“青春损失赔偿费”？民法上承认了民事主体具有多种多样的财产或人身权利，任何人基于过错对这些权利的侵害，自然都应当追究侵权责任。当然，这些权利以绝对权为限，合同债权受合同法保护。
那么，在“非正常恋爱关系”中，能否适用此种侵权责任而产生所谓的“青春损失赔偿费”责任呢？笔者以为不太可能。依照学界通说，有民法上明确规定为民事权利者，方能适用此责任予以保护，非法律文件中明确规定为民事权利者，不能适用此项条款予以保护。我国民法通则目前规定的公民享有的权利有财产权、知识产权、生命权、健康权等，有关司法解释还承认公民有隐私权。然而在“非正常恋爱关系”中，无论是因为男女双方之间年龄差距较大或外在条件相差甚远，或是因为一方在恋爱过程中隐瞒事实、欺骗对方等，都没有涉及到侵害上述法律明确规定的民事权利的问题。其实，在“非正常恋爱关系”中，如果有侵害健康权、隐私权、名誉权等法律明确规定的权利的情况时，受害人可以据此提出索赔要求，而无需再生造一个所谓的“青春损失赔偿费”来补偿自己的损失了。由此，在“对权利的侵权”责任中，不存在所谓的因“非正常的恋爱关系”而引起的“青春损失赔偿费”侵权责任。
2、“对利益的侵权”能否产生“青春损失赔偿费”？当事人的财产或人身利益是广泛的，但有些利益在立法技术上存在难度，无法以权利的形式明确予以规定。但是，只要这种人身或财产利益是正当的、应得的，各国法律一般均予以保护，如果行为人故意地违反善良风俗，对当事人这些利益进行侵害时，也须承担侵权赔偿责任。在这些情况中，行为人故意地违背善良风俗的道德观念，侵害了受害人正当的、应有的利益，虽然这些利益并未以法律上明确规定的权利的形式出现，但是，同样应当成立侵权责任，应当对受害人予以赔偿。
在恋爱关系中，当事人之间应当相互坦诚、真情以待，且应当是出于相互倾慕而非其他缘故进行恋爱，并在恋爱一段时间后能够顺利走入婚姻殿堂，如此等等，这是恋爱中的当事人基于社会通常伦理道德的合理期望与心理依赖。如果恋爱一方未能遵守上述正常的恋爱伦理道德，故意违背正常的社会善良风俗，必然会给另一方造成精神上的失落和感情上的痛苦。在上述“非正常恋爱关系”中，如果一方故意地违背善良风俗，背离正常的恋爱伦理，如事先隐瞒重大事实、以玩弄为目的进行所谓恋爱关系等，都必将给另一方造成重大的精神痛苦和心灵创伤，影响受害人的正常生活，侵害其正当的精神利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对于“非正常恋爱关系”中，故意违背善良风俗的行为人予以制裁，追究其对受害人的侵权责任，要求其对受害人精神损失予以赔偿，应当说是完全合理、合法的，即一方应当给付另一方“青春损失赔偿费”。
我国当前社会中，一些人借助于金钱和权势，以玩弄女性为目的发生所谓恋爱或同居关系。而司法实践中对于此种案件，很少以侵权责任追究相关当事人的侵权责任。笔者认为，这值得商榷，因其既有悖于社会伦理道德观念，也违背法律理论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