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
张某与王某通过上网聊天相识相恋，张某慌称自己有20多万存款。2006年5月，张某与王某登记结婚。婚后，王某向其张某索要存折，无奈之下，张某让王某办理了一个存折，然后，打电话找了个办假证的，向存折上分四次印刷存入了23万元现金的字样。2007年3月，当不知隐情的王某拿着存折去银行取款时，工作人员发现计算机资料和凭证现世没有存折纪录的23万元，于是报警，事情败露。
[争议问题]
1、妻子王某的行为是否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2、丈夫张某的行为构成的是金融凭证诈骗罪还是伪造、变造金融票证罪
[法理评析]
1、妻子王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张某与王某不是共同犯罪
按我国传统刑法理论，构成共同犯罪，必须具备三个要件：①从犯罪主体来看，行为人必须是二人以上。这是成立共同犯罪的前提条件，即必须二人以上共同实施犯罪，才能成立共同犯罪。②从犯罪的客观要件来看，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行为。所谓共同的犯罪行为，指各共同犯罪人的行为都指向同一犯罪事实，彼此联系，互相配合，它们与犯罪结果之间都存在着因果关系。③从犯罪的主观要件来看，各共同犯罪人必须有共同的犯罪故意。所谓共同的犯罪故意，指各共同犯罪人通过意思联络，认识到他们的共同犯罪行为会发生危害社会的结果，并决意参与共同犯罪，希望或放任这种结果发生的心理态度。
显然，张某与王某是两个人，符合条件①；但是，王某不知道张某伪造存折的事实，也就是说，张某与王某没有共同的犯罪故意，不符合条件③。这两点比较好理解，这样就已经可以排除共同犯罪的问题了。
（2）王某不单独构成犯罪
张某与王某没有共同的犯罪行为，王某是不是也单独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
从法理学上讲，这牵扯间接正犯的有关理论。间接正犯，又称间接实行犯，通常指利用他人实施自己犯罪的情形，即利用他人为工具而实现犯罪构成事实。尽管理论上还存在诸多争议，但是所有法律制度都确认了使用工具之实行犯罪这一制度。不同类型的间接正犯使用的“工具”是不同的，德国通说将其分为八类：构成要件缺乏的行为工具，无故意行为工具，合法的行为工具，无责任能力的行为工具，不可避免的禁止错误，不自由的犯罪工具，有行为故意的犯罪工具，有组织的权力机关的行为支配。显然王某是“无故意行为工具”的工具而已。
从规范评价上看，刑法条文规定的金融凭证诈骗罪，是指故意使用伪造、变造的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的行为。“明知”是构成本罪的重要要件。因此主观上必须是故意的。以票据为例来说明一下，下列行为不构成犯罪：（1）不知是无效票据而使用的；（2）误将他人票据、自己失效票据使用的；（3）误签空头支票或无效支票的；（4）因过失将本票、汇票作错误记载的。王某不具备“明知”的条件。
2、张某构成伪造金融凭证罪
（1）张某的行为不构成牵连犯
金融凭证诈骗罪本罪所侵害的客体是复杂客体，既侵犯了国家有关金融凭证的管理制度，同时又对公私财产的所有权造成损害。从广义上来说，汇票、本票、支票都属于银行的结算凭证，委托收款凭证、汇款凭证、银行存单等其他银行结算凭证等金融凭证具有相同的性质。张某虽然伪造了金融票证（银行存折），但是，没有加以使用进行诈骗，而其欺骗的对象是其妻子王某，王某的使用行为也是背着张某进行的。张某伪造存折并不是为了使用，伪造与使用这两种犯罪行为之间不具有牵连关系，张某不构成金融凭证诈骗罪，不能按照处理牵连犯的原则处理。
（2）张某的行为构成伪造金融凭证罪
根据刑法第一百七十七条规定，本罪是指非法伪造、变造汇票、本票、支票、信用证、信用卡等金融票据和银行结算凭证的行为。本罪主体是一般主体，侵犯的客体是国家金融管理秩序。犯罪对象是金融票据和银行结算凭证。本罪主观上是故意犯罪，界限是以实施该行为即可论罪，不以数额论，数额只是情节之一。
张某主观上存在伪造存折的故意，虽然，其目的是欺骗妻子，但是目的只能作为量刑的酌定情节，不影响定罪。客观上具有伪造存折的行为，虽然是新开户的存折是真的，但是经过王某做手脚，就变成伪造的了，根据目的解释的方法，对“伪造”的意义，应该解释为不仅仅是伪造存折的纸张，也包括伪造存折登载的数据。张某打电话找了个办假证的，向存折上分四次印刷存入了23万元现金的字样，这属于伪造。因此，张某构成了伪造金融凭证罪。
（作者单位：山东省东营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