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16日人民法院报刊登了杨联文、吴明霞两同志撰写的《赊账购物后盗窃欠条构成何罪》一文，案情如下：2007年6月2日至7月19日，高飞谎称自己是建筑工地水电承包人，多次到张华经营的“大华电线电缆经销处”以支付部分货款、余款打欠条的方法（支付了张华44500元，并为张打下两张共计为115480元的欠条），共计购买了约定价款159980元的电缆，随后低价卖出，从中获取现金89000元左右。7月19日，高飞趁张华向其追要欠款时，与沈某、高某将其所写欠条偷出。次日上午，张华找其交涉时，高飞拒不归还欠款。张华遂将高飞扭送至公安机关。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高飞的行为构成诈骗罪。作者认为，高飞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履行买卖合同过程中，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采用支付部分货款、高价购进低价卖出而套取现金并窃取欠条等方法，骗取他人财物，数额巨大，其行为已构成合同诈骗罪。对此观点，笔者有不同意见，理由如下：
一、被告人高飞的行为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合同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在签订、履行合同过程中，以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该罪侵犯的客体是双重客体，即合同管理秩序和财产所有权；其客观方面表现为行为人在签订合同和履行合同的过程中，用虚构事实、隐瞒事实真象的方法，取得对方当事人信任，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具体表现为：1.以虚构的单位或者冒用他人名义签订合同的；2.以伪造、变造、作废的票据或者其他虚假的产权证明作担保的；3.没有实际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额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诱骗对方当事人继续签订和履行合同的；4.收受对方当事人给付的货物、货款、预付款或者担保财产后逃匿的；5.以其他方法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的；合同诈骗罪的主体是一般主体，包括个人和单位；其主观方面表现为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并且只能由直接故意构成。
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笔者认为应指以书面形式形成的合同(不包括行政法上的行政合同、劳动法中的劳务合同以及有关身份关系的协议等)。因为在合同诈骗罪的认定中，需要能够证明被告人所利用合同存在的证据，虽然合同具有的形式较多，但不同形式的合同，在刑事诉讼和民事诉讼中具有举证难易程度的区别。口头合同虽然也是民事法律认可的一种合同形式，但由于此合同通常不具备书面合同应具有的周全的核心条款，往往在出现诈骗后双方只能提供言词，很难从证据上印证事实。因此，从证据的客观性来说，口头合同不应成为合同诈骗罪中的“合同”。另外，合同诈骗罪是诈骗罪的一种特殊形式，从立法者设立该罪的目的来看，是为了维护诚实信用的市场秩序和保护公私财物的所有权，着重强调的是通过签订、履行合同骗取对方当事人的财物。
本案中，被告人高飞并没有与被害人张华签订书面的买卖合同，只是口头约定购买电缆。被告人虚构事实、隐瞒真相，采取高价购进货物低价卖出套取货款的方式，骗取对方当事人财物，虽出具欠条，但其根本无意归还，是一种彻头彻尾的诈骗，其行为不符合合同诈骗罪的构成特征，因而不构成合同诈骗罪。
二、被告人高飞的行为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
诈骗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使用虚构事实或者隐瞒真相的方法，使财物所有人、管理人产生错觉，信以为真，从而似乎“自愿地”交出财物。所谓“隐瞒真相”，是指对被害人掩盖客观存在某种事实，以哄骗被害人，使其似乎“自愿地”交出财物。该罪基本构成模式为：行为人以非法占有为目而实施欺诈行为，使受害人产生错误认识，受害人基于错误认识处分财产从而使行为人取得财物，被害人受到财产上的损害。在欺诈行为与受害人处分财物之间，必须介入受害人的错误认识，如果受害人不是因欺诈行为产生错误认识而处分财产，就不能成立诈骗罪。
本案中，被告人高飞谎称自己是建筑工地水电承包人，这对被害人张华来说，如果对方购买自己经销的电缆越多，自己赚的钱也就越多。而被告人正是利用了这一点，高价格购买其电缆，从而使张华对其产生信任。被告人虽然给被害人张华支付了少部分货款，并出具了欠条，此行为仅是其为继续实施诈骗而使用的方法而已，但其自始就根本无意归还货款。事实上，被告人高飞购买电缆并非为自用，而是采取多次高价购进货物低价卖出来套取货款。被告人高飞以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被害人货款数额巨大，符合诈骗罪的构成要件。被告人高飞事后窃取欠条属毁灭证据，旨在为其完全实现非法占有他人财物的目的而继续实施的一种行为，应作为与前实施的行为作一个整体看待，此行为不影响诈骗罪的构成。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赊账购物后盗窃欠条构成诈骗罪。
作者单位：山东省枣庄市山亭区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