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情去年6月前，甘女士一直在某汽车公司工作。汽车公司为了避免车辆在单位院内乱停乱放，在单位院内办公楼的东侧设立了无人看管的自行车停放区。在汽车公司院内，经常有保安人员巡逻。甘女士在工作期间，将电动自行车放置在自行车停放区内。2002年4月，甘女士的电动自行车丢失。后甘女士要求汽车公司给予赔偿，公司拒绝。今年初，甘女士起诉至丰台法院，要求汽车公司赔偿车款3030元，精神损失费1万元。
诉讼过程中，甘女士称，电动自行车是在汽车公司指定的自行车停放区内丢失的，汽车公司应赔偿她的损失。它不但不赔偿，还将她无故辞退，给她造成精神压力，所以，要求汽车公司赔偿车款和精神损失。
汽车公司认为，甘女士丢车是事实，但公司以前没收过甘女士的停车费，自行车停放区也没有专人管理，公司与甘女士间不存在契约关系，不负有赔偿责任。甘女士的工作问题已经仲裁机构解决，精神损失也不能成立。所以，公司不同意甘女士的诉讼请求。
分歧意见
案件在审理过程中，形成了两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甘女士与汽车公司之间构成保管合同关系。汽车公司在其公司封闭的院落内指定自行车存放区，要求公司职工将自行车停放在内，是一种要约行为。甘女士将车按公司的要求停放，进行了承诺，自行车在停放时，就将保管物交付给了汽车公司，双方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保管合同关系。我国合同法规定，当事人订立合同，除采用书面形式、口头形式外，还可以采用其他形式。其他形式是指可以根据当事人的行为或者特定情形推定合同的成立，也称为默示合同。本案中，双方之间订立合同的形式就属于合同法中规定的其他形式。虽然汽车公司提出不收取停车费且无人看管，故不形成保管合同关系的抗辩理由，但合同法规定了无偿保管。所以，汽车公司是否对停放自行车收费并不影响保管合同的成立，保管可以是无偿的。关于无人看管问题，自行车存放处位于汽车公司的封闭院内，且公司有保卫人员负责院内及楼内的财产安全，公司在事实上已对自行车进行了看管。所以，甘女士与汽车公司之间构成保管合同关系。
第二种意见认为，甘女士与汽车公司之间不构成保管合同关系。汽车公司在其院内设立自行车停放处，是出于对公司内部环境的改善，防止单位院内乱停乱放的现象发生，这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双方并没有形成保管的合意。所以，甘女士与汽车公司之间不构成保管合同关系，汽车公司不应承担赔偿责任。
分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保管合同，又称寄托合同、寄存合同，我国合同法规定的保管合同，指保管人保管寄存人交付的保管物，并返还该物的合同。保管合同自保管物交付时成立，但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当事人订立合同，采取要约、承诺方式。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它应当内容具体确定，并表明一旦受要约人承诺，要约人就受该意思表示的约束。本案中，汽车公司没有对自行车停放进行收费，也没有设立专门人员对自行车进行看管，其在主观上不存在与别人订立保管合同的意思表示。它设立自行车停放处的行为是一种行政管理行为，不符合要约的构成要件。甘女士将电动自行车放置在公司指定的自行车存放区内，是遵守公司有关车辆管理的规定，并没有与汽车公司形成保管关系。她的放车行为不能构成承诺，与汽车公司之间不构成保管合同关系，彼此没有权利义务。现甘女士以电动自行车在汽车公司院内的自行车存放区内丢失为由，要求汽车公司给予赔偿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法院不能支持。至于甘女士要求汽车公司给付精神损失费的诉讼请求，属于劳动争议问题，需另案解决，在本案中不能处理。
最终，法院驳回了甘女士的诉讼请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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