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 情：
2001年12月28日上午，泸县石桥镇红山村年仅34岁的村民张天辉乘坐泸县永安联营汽车队（下称永安车队）杨宗富驾驶的康泰小货车前往成都。当该车在成渝高速公路主车道上行至145km+400m处时，突然发现前方主车道与停车道之间停了一辆车（该车系高速公路急修车，发生故障后停于此，设有警示标志），驾驶员杨宗富即将车拐至超车道时，被同向行驶的四川省成都长途汽车运输（集团）公司（下称成长司）驾驶员邓应权驾驶的金龙大客车撞翻，致张天辉受伤住院331天，发生医疗费7.496926万元。张天辉出院后，又在其家附近的泸县玄滩镇卫生院医治中发生医疗费0.1579万元。张天辉之伤，经内江市科学技术咨询服务中心鉴定，构成二级伤残。
该事故经交警部门认定：邓应权负事故主要责任，杨宗富负次要责任。鉴此，成长司和永安车队在交警主持调解时，对赔偿医疗费、误工工资、住院护理费、续医费、伤残补助费、被扶养人生活补助费等21.220811万元无异议，但不同意赔偿张天辉提出的今后护理费和残疾赔偿金，因而调解以失败告终。为此，张天辉及其父母、子女一纸诉状，将成长司和永安车队告上了法庭，要求二被告赔偿各种费用共60·663141万元。
判 决：
法院审理认为：被告成长司、永安车队所属车辆违章相撞，造成原告张天辉受伤构成二级伤残，理应承担由此产生的民事责任。原告张天辉已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生活不能自理，需专人为其护理才能生活；原告张天辉上有父母，下有两个未成年女儿，堪称是家里的顶梁柱，事故的发生无疑给本人及家庭成员造成了严重的精神痛苦。原告要求赔偿今后护理费和残疾赔偿金的主张，合情合理合法，应予支持，且今后护理的时间应按我国人均寿命71.8岁计算。据此，法院依照《民法通则》、《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下称《办法》）和最高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责任问题的解释》（下称《解释》）的相关规定，判决原告张天辉因交通事故受伤发生的医疗费、误工、住院护理、伤残补助、续医等费用21.220811万元，残疾赔偿金9万元，今后护理费26.626575万元，共计56.847386元，由成长司赔偿45.47791万元，永安车队赔偿11.369476万元。
评 析：
此案系一道路交通事故赔偿纠纷，其判决却突破了1992年施行的《办法》规定，也突破了以往的司法实践，特别是判责任人赔偿受害人终生护理费的做法，在四川省乃至全国司法界都可能是一先例。以下就该判决的合理性、合法性和社会价值作一分析：
一、合理性分析
此案受害人系年仅34岁的青壮年男子，其家中上有年过花甲的父母，下有两个不满10岁的小女，确实是家庭生活的“顶梁柱”。他受伤构成二级伤残后，不仅完全丧失了劳动能力，而且身体完全瘫痪，根本不能自理，唯一靠人工护理和照顾才能生活，否则就必然命赴黄泉，而这一损害事实又系两被告的共同过错行为所致，故理当赔偿他生活所需的护理费。同时，他将在床上踱过后半生，不能尽为人之子、为人之父的赡养、抚养义务，这给他本人造成了肉体和精神的严重伤害，也使全家人在物质和精神上遭到沉重打击，且将持续下去，因而被告理应给予其精神抚慰。法院判决支持原告的请求，合情合理，也体现了法律的人性关怀。
二、合法性分析
其一，今后护理费。《民法通则》第106条第2款规定：“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该法第119条还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抚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这里虽然没有明确列举出“护理费”，但护理费与残疾用具费、交通费、住宿费、伙食补助费等一样，属必要费用，可理解为包括在前一个“等费用”内，且《办法》第36条和最高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5条中均明确规定此项目属赔偿范围。尽管《办法》第37条第4项中，只规定了伤者在住院期间的护理费计算标准，但也没有限制出院后再给予护理费。本案中，受害人的身体已完全瘫痪，又没有任何残疾用具能帮助其自理日常生活，法律不可能见死不救，而无视公民的最基本权利——生存权，也不应允许把致害人的责任让无过错的受害者之亲人承担。另外，受害人到底能活多长时间，谁也难以预测，因此法院以全国平均受命计算，较为适当。
其二，残疾赔偿金。虽然《办法》中没有确定是否赔偿，但最高人民法院《解释》第8条第2款明确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清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解释》第9条第2款称此为“残疾赔偿金”。对于赔偿标准，该《解释》第10条第1款规定以如下6个因素确定：一是侵权人的过错程度；二是侵权的手段、场合、行为方式等具体情节；三是侵权行为所造成的后果；四是侵权人的获利情况；五是侵权人承担责任的经济能力；六是受诉法院所在地平均生活水平。本案发生在四川省境内，系两个运输企业之驾驶员的共同违章行为致害了原告。因而，法院依照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贯彻执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的意见》第3条第2项规定的“残疾赔偿金=10000元x伤残等级系数x责任系数”公式，计算出原告应获残疾赔偿金90000元，并无不当。
三、社会效果分析
《办法》已施行10多年，而我国社会在这期间，诸如国家经济建设，人民生活水平，社会认识观念，人权保护理念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新法律、法规以及司法解释也在不断地出台。但在以往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处理中，无论是交警部门调解，还是人民法院审判，都仍未突破《办法》第37条规定的具体范围，最多也只是在法院判决中能有精神赔偿之说。此案判决赔偿今后护理费，向传统做法提出了挑战。也正因为此，有人士提出了如下一些疑问：
（1）《办法》是处理道路交通事故的专门法规，尽管其有待完善之处，但执法机关仍应按照特殊法优于普通法的原则，适用其规定处理具体案件。而本案中，法院却适用了的司法解释和并未规定有护理费内容的《民法通则》条文，这不能不说是法官造法的结果。
（2）尽管判例在我国不是法，但人民法院的判决仍对社会具有指导性、参照性和比较性作用。此案判决将会带来一个倾向，即今后的交通事故受害人可能更多的选择向法院起诉（因为交警的调解基本框在《办法》的明文规定内，赔偿比诉讼少许多），从而让交警部门的调解成为虚设。
（3）如果今后道路交通事故伤者获赔很高，可能会促使部分肇事者铤而走险，即撞残不如撞死。
（4）可能导致运营车辆参加保险转移风险的目的很难实现。
上述观点和具有片面性和猜测性，不能就此否定判决的社会价值。因为：
其一，司法实实践中的案件情形千差万别，而法律的规定又较为原则，这就赋法院及其法官在审判案件时，可以根据具体案情和相关法律规定，本着公正、公平和平等地保护当事人权利的目的，在一定范围内行使自由裁量权。
其二、当事人选择何种程序解决纠纷，是法律赋予的权利，无人可以非法阻扰，再说，任何机构调解民事纠纷也不能局限于只以某一个法规为准，而应允许当事在所有的法律法规框架内协商处理。
其三、赔偿金额的高低与“撞残不如撞死”之间，没有必然联系，即使有胆大妄者，也必将受到刑事法律的制裁。
其四、象本案这样较大的赔偿数额，的确给营运车辆参加保险增加了一定难度，但这并不是判决或赔偿本身的问题，而是保险市场中存在的不平等性造成的。通常情况下，保险合同是保险公司预先拟好，投保人没有商量的余地，并不能完全体现投保人的意愿，且保险公司不赔偿间接经济损失（如精神抚慰费、今后护理费）。保险市场的这种不平等局面，在不久的将来，一定会得以改变。
综上所述，此案判决是合情、合理、合法的，体现了法律对弱者的关怀，特别是对今后护理费的判决，为完善有关法律、法规提供了实践性素材，有利于促进我国人权保护事业的健康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