诉讼双方
公诉机关：湖南省株洲市人民检察院。
被告人：刘兰德，男，1960年1月27日出生于湖南省炎陵县，汉族，农民，初中文化，住炎陵县策源乡上洞村倒窝组22号。
被害人：石世观，男，1948年9月13日出生于湖南省炎陵县，汉族，小学文化，农民，住炎陵县策源乡上洞村倒窝组，系被告人刘兰德的姐夫。
案情：
被告人刘兰德与被害人石世观系亲戚。近年两家因琐事产生矛盾，关系恶化。2003年5月31日上午8时许，被告人刘兰德发现自家稻田有三行秧苗被除草剂杀死，以为石世观所为很是生气，遂从家中拿了一根杂木撬棍，到石的菜园里用撬棍将辣椒秧扫倒数行，并与石世观在村民周求平家北侧的小路上发生争吵、纠扭。在纠扭过程中，刘兰德见石世观去摸随身携带的柴刀，即用木棍朝石的头部猛击十余棍，将其打倒在地。此时，刘的妻子廖云娥持一把锄头来到现场，想劝阻刘兰德，刘即抢过锄头继续打石世观，直至石不能动弹。刘兰德认为石世观已死亡，随即来到组长苏兴国家打电话向策源乡派出所报案，称自己打死了人，要求派出所派人处理，然后回到自己家中。石世观苏醒后爬到了刘家，仰面躺在堂屋门口。刘兰德见石未死，即对妻子廖云娥说：“拉他出去，不要他在这里”。于是两人将石世观拖至屋外的晒谷坪上。刘又从屋檐下捡起一块重约1公斤左右、形状不规则的水泥块，朝石的头部猛击数下，致石当场死亡。事后，刘兰德在家里被公安人员抓获。
评析：
该案提出了一个新的理论问题：投案后又继续实施杀人犯罪能否视为自首中断而不认定其自首。
对于刘兰德能否认定投案自首，有四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认为，刘兰德的行为应认定自首。理由是：刘兰德在第一次实施犯罪行为后，打电话报案，其主观目的是向公安机关投案，后又继续实施犯罪行为，其主观目的是杀死被害人。这是两个不同的主观故意，不能混为一谈。且其继续实施犯罪行为以后并未逃跑，而是在家中坐等公安人员，符合自首的有两个条件，即自动投案和如实交待自己的犯罪事实，应视为自动投案。
第二种意见认为，刘兰德的行为不能认定自首。理由是：刘兰德虽然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打电话报案，且在犯罪后能交待自己的罪行，但其投案的动机是为了规避法律，不仅没有悔罪表现，还在未归案前继续用极其残忍的手段将石世观砸死 ，故不能认定为自首。
第三种认为，刘兰德的行为缺乏自首的前提条件。自首的成立既要符合两个要件，同时其存在与认定还必须以犯罪为前提。刘兰德电话报案前其犯罪行为尚处于未完成状态，后砸死石的行为则是杀人犯罪的继续，因此不能认定为自首。
第四种认为，刘兰德的行为属于自首中断的情况，故不能认定为自首。笔者持这一观点，理由如下：
一是刘兰德的行为不符合自首的本质特征。我国刑法第67条第一款规定：“犯罪以后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的是自首。”按法条规定，一般自首只要符合“自动投案”和“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这两个要件即可成立。根据刑法和司法解释的规定以及自首本质的要求，自动投案是一般自首成立的首要要件和本质要件。
自首的本质，在于犯罪人出于自己的意志而将自己交付国家追诉。实践中，有的投案后逃跑、有的投案后翻供，均不是自愿交付国家追诉，而是采取种种手段以逃避国家追诉的行为，故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不能认定自首。刘兰德电话报案后，并非作为了自愿交付国家追诉的行为，而是继续实施犯罪，危害社会，以对抗国家追诉。如果忽视自首的本质要件，将这种徒具形式的“自动投案”认定为自首，无异于给犯罪人提供规避法律的合理空间和合法条件，显然与我国刑法的立法目的和设立自首制度的初衷是相悖的。
二是刘兰德的行为符合自首中断的特征。自首的中断，是指犯罪分子在自首的过程中，由于主观上产生了不愿意自首的决意，从而中断了自首的情况。自首的中断具有下列三个特征：一是必须出于自首的过程中；二是必须出于犯罪分子主观上不愿意自首的决意；三是必须是彻底地放弃了自首。由于自首的中断是一种犯罪人彻底放弃自首，以图逃避法律制裁的行为，因此，不能认定为自首。即使是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但后来出现了自首中断的情况，也使前面的行为无效，仍不能认定为自首。刘兰德的行为表象上看似符合自动投案，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这两个自首的要件，但其主观上存在规避法律放弃自首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继续犯罪的行为，完全符合自首中断的特征。
三是根据“举轻以明重”的逻辑规则，刘兰德的行为应视为自首中断。对于自首中断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处理自首和立功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了两种情况：即“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后又逃跑的，不能认定为自首”和“犯罪嫌疑人自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后又翻供的，不能认定为自首”，依照“举轻以明重”，可以推定比逃跑、翻供情节更严重、更不符合自首本质要件的继续犯罪行为，理所当然不能认定为自首。以“举轻以明重”的逻辑规则来推定司法解释中关于自首中断的情形并不违反“罪刑法定原则。”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而自首不是规定罪与非罪的问题，只是量刑的情节问题。如果将罪刑法定原则的适用扩大到司法解释或司法实践中，必将使法官的思维陷入呆滞、僵化的境地而导致“教条主义”的错误。
四是笔者不赞同前述三种观点，基于以下理由：第一种观点，既忽视了自首的本质，也忽视了自首中断这一自首例外的情形，犯了以偏概全的逻辑错误；第二种观点混淆了自首的本质，将“悔罪”作为自首的本质，显然不符合国家创设自首制度是为了促使犯罪人尽可能自动投案，以便司法机关及时发现犯罪，惩罚犯罪，减少司法成本的基本精神；第三种观点犯了偷换概念的逻辑错误。其认为自首的存在与认定必须以犯罪为前提条件无疑是正确的。不存在犯罪，自首就无由产生，也无从谈起。但“犯罪以后”是指犯罪行为实施以后，而不仅指犯罪行为处于完整形态的犯罪既遂，还包括了犯罪预备、犯罪未遂、犯罪中止等犯罪形态。从理论上讲，犯罪预备、犯罪中止或犯罪未遂都可能出现自首的情形，因此自首的前提不是仅指犯罪既遂。
（作者单位：湖南省株洲市中级人民法院）